許煜：為何在人工智能時代重提美育的重要性

　　許煜：為何在人工智能時代重提美育的重要性

　　澎湃特約記者 王芊霓

　　2017年，一些計算機專家發明了一個人工智能畫抽象畫的程序，根據對觀眾的調查，機器的畫作甚至更受人類歡迎。這是不是說明機器不僅善于計算，而且擅長創造呢？

人工智能所畫的抽象畫。 本文圖片由王芊霓提供

　　這個例子說明了我們的社會可能會越來越依賴于算法，甚至連審美也不例外。可是，如果未來將由機器的邏輯統治，這樣缺乏想象力的未來是我們想要的嗎？如果充滿著算法理性的安排，又何以安放人類對自由的追求？

　　這并不是一個新的問題，早在18世紀，德國古典美學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就提出了理性治理與自由之間的對立的問題，在席勒的《美育書簡》一書中，他提出美育可以是彌合這些對立的方式。

　　技術哲學家許煜認為有必要在人工智能時代重提美育的重要性。3月27日，他在中國美術學院主辦的“二十一世紀藝術——教育圓桌論壇”發表了題為《人工想像時代的美育》的演講，他認為重新探討蔡元培和席勒的美育概念或能開啟一條思考技術系統和自由之間緊張關系新途徑。

　　許煜任教于德國呂納堡大學哲學研究所和數碼媒體文化與美學研究所，同時也是中國美術學院的客座教授，巴黎西蒙東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他在《現象學研究》、《元哲學》等國際期刊上發表過多篇關于技術哲學的論文。擁有人工智能本科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的許煜是一位不多見的既懂算法也懂美學哲學的學者。

許煜近照

　　對許煜來說，以人工智能來取代人只是一個經濟上的考慮。他對那種以人工智能或機器學習為名，鼓吹超人類主義，以及天真的后人類主義的想法抱持著懷疑，并主張思考技術問題應該回到美育問題。他從席勒對美育的分析，以及蔡元培對席勒的新的解讀切入，試圖帶領讀者重新理解審美可能帶給技術的顛覆性影響。

　　他認為蔡元培以中國思想為背景吸收并轉化了席勒的美育概念。在蔡元培的理論中，藝術的作用在于從現象直接通往本體，從有限通往無限，故美育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取代宗教。

　　而席勒與蔡元培美育概念的區別，正是中國宇宙技術與當時歐洲宇宙技術的區別。宇宙技術 (cosmotechnics) 是許煜為了重新打開技術問題而發展的一個概念。他認為，沒有一種或兩種技術，而是存在系統性和宇宙論意義上的彼此不同的宇宙技術，并且是不能同質比較的。

　　人們通常將美學視為與文化產品相對應的一種感知性，但在許煜看來，美學是更根本更強大的力量，因為它或可為科技提供一種新的基礎和新的方向。

　　在《科學和現代世界》一書中，懷特海將19世紀工業化留下的災難性問題歸咎于對美學問題的忽視。許煜承襲了這樣的觀點，在技術至上主義盛行的大背景下，他再次強調，美育或是應對日益洶涌的技術發展的關鍵，他呼吁我們重新發現被遺忘的資源和地方性問題。在演講結束后，澎湃新聞對許煜做了專訪。

　　“智慧城市”只是看上去很美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定義美育的？

　　許煜：對我來說，美育并不只是技術性的問題，好像雕塑，繪畫等等，而是感知性（sensitiveness or sensitivity）培養的問題，美是社會性的而且是可塑性的。我的理解來自席勒在《美育書簡》里面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回應，簡單來講，美育可以被用來揚棄情感和理智的對立。

　　澎湃新聞：你為什么一定要談席勒和蔡元培，讓他們兩個去對話？

　　許煜：蔡元培的美育概念來自席勒，但其實他們對美育的理解是有文化上以及哲學上的差異。這個背景非常復雜。除了先前提到了的康德問題之外，席勒他要面對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法國大革命，他將一個美學問題從歷史的層次提升到了政治層次，提升到了理性的統治和自由的沖突。

　　我將這個問題重置于今天的社會背景，今天我們在講大數據，無所不在的監控，人工智能，它完全是朝一種系統性的支配（systematic determination）的方向發展的。對很多人來說，這是技術進步，沒有什么可值得懷疑的，但內里卻遠非如此。如何處理現在這種理性統治走到極致下人類的自由的問題？現在的算法的核心問題是預測性，它要比你還更了解你自己以及你周遭的世界，那某種程度上人是否就失去了自由？

　　澎湃新聞：你的這個觀察是不是可以拿現在某些app用算法推薦新聞，或者推薦人購買東西的這些軟件來做佐證？

　　許煜：不只是app的推薦的問題。在一個以經濟效率以及發展主義為核心價值的社會里，這種由人工智能來規劃以及做決定的思維將無所不在，它出現在各個領域以及各種決策的機構，譬如說，我們現在都在說的智慧城市就圍繞著這個邏輯。

　　澎湃新聞：所以其實你要去挑戰一種普遍認為智慧城市在價值上是好的這樣一種觀念？

　　許煜：智慧城市在中國以及世界其他的地方都似乎是一個大趨勢，譬如說全面自動化，方便，但方便并非一定是好，在這些論述中它只是一種基于效率的考慮，效率也就是幾近暴力地引進自動化以及數碼化所帶來的。比如說智能城市，會建設基礎設施，配套大數據計算出避免堵車的規劃，這聽上去是很美好的一個愿景，它承諾了智慧化、彈性、透明等等，城市在這個過程中變成了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有機體，或生物體了。這個并不再是隱喻層面的了。

　　澎湃新聞：當你把城市比作一個生物的時候，是因為它內部有了系統決定（systematic determination），所以它就有了生物的特征，是嗎？

　　許煜：生物的概念在十八世紀才得到比較廣泛的討論，之前是機械主義，而生物學在十九世紀初才出現，生物體的定義是指它的內部組成部分之間，以及和整體的關系是相互的、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引發整體的改變。這也就是控制論（cybernetics）對于人與機器的理解，它通過反饋來自我調節。

　　席勒提出的理性和自由的問題，那時候他提出了美育來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那我們今天怎么來理解美育？ 在自動化時代，它能否繼續起到這樣的一個作用？當然思考技術的發展可以有其他不同的角度，如倫理、經濟等，但在一個藝術／教育的背景之下來討論，我認為美育的問題是根本的，而且很多時候都是被忽略的，并非沒有人談，而是忽略了它的轉變性的力量。

　　澎湃新聞：可以具體講講這種技術或效率主導的發展觀的弊端嗎？

　　許煜：最大的問題是這種以效益為主要目的的發展，一方面實現了哲學家和社會學家Jacques Ellul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所描述的技術系統以及技術官僚，以及德勒茲九十年代初所說的“控制社會”（societies of control），近期備受討論的劍橋分析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中國我們已經有不少這樣的情況，例如用人臉識別系統來分配廁紙，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小題大做，但另一方面這也是社會高度技術官僚化的趨勢。

　　這在人口眾多的國家是種有效的治理術，特別是大數據和算法來管理，但我覺得這是我們要格外小心，這是一個愚昧和效率重疊的時代。早在九十年代研究普適計算的時候，很多人都舉了這樣的一個例子：你去上完班很累，然后下班開車回家，有一杯新鮮泡制的，溫度恰好，味道跟你想要的一樣的咖啡正在等你。人工智能已經知道你想要的，這確實是很有效率的，這也只是一個很微小的例子，在被控制的社會里，它的影響是在多個層面上的。問題是我們要讓機器在哪些范圍以及程度決定我們的將來。而在這種由機器決定的系統中，我們怎么來討論自由的問題？

　　澎湃新聞：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以前可能生活里有偶然性，但未來人工智能以后就不再有這種偶然了？

　　許煜：我的第一本書《論數碼物的存在》里就處理了從物到系統的問題，而在新作里，我將會再一步討論系統問題，偶然是一個很復雜的概念，我們很難說會完全沒有偶然，技術進步很多時候是由作為偶然的災難所推動的，問題是要理解系統和偶然的關系，以及重新理解什么是自由。

　　這是我重置席勒的哲學命題在人工智能時代的背景之下的原因。我所理解的德國觀念論的核心問題就是自由。系統和自由存在著辯證性的關系，所以今天我們不能只講物，而且更要談系統。

　　用“宇宙技術”探討奇點到來的技術危機

　　澎湃新聞：聽上去是不是藝術家要對技術的進步保持一種警惕呢？ 這是一種藝術家的慣性思維嗎？

　　許煜：也不盡然，我們知道技術同時是好的也是壞的，是解藥也是毒藥。但是這個需要一個判斷，這個判斷就是康德意義上的批判，也就是說理解技術的可能性以及不可能性。其實很多人面對技術發展很怕跟不上了，就好像有一種不在場的恐慌一樣，這是技術加速產生的心理效應。

　　這當然同時也是市場造成的，因為這不在場是一種存在危機。我認識的不少藝術家都轉向了技術問題的研究，這當然不是壞事，但要小心避免成為二流的工程師，因為更徹底的問題是要重新想象美學跟技術發展的問題。

　　澎湃新聞：你也談到技術現在變成人類變化的一個基礎，就是我們人類的進化要依賴于技術了，你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許煜：人本身就是一種技術性的存在，因為人化的過程即是工具的發明和使用的過程，恩格斯也在《自然辯證》里提到勞動從猿到人中的角色。但問題在于技術的未來以及人類的未來的關系。在當前的論述里面，不只是來自技術開發還是政府的技術政策，我們似乎已經見到了一個明確的（definite）未來。我前幾天經過798見到很多關于 “奇點”的海報（邊在紙上畫出，當技術呈現垂直加速進步的時候的那個拐點就是奇點。奇點又稱科技奇點，認為未來將要發生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件──技術發展將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極大而接近于無限的進步。當此轉捩點來臨的時候，舊的社會模式將一去不復返，新的規則開始主宰這個世界。認為后人類時代的智能和技術我們根本無法理解——作者加）。

　　澎湃新聞：可以多解釋一下奇點和技術發展的關系嗎？

　　許煜﹕有些人鼓吹到了奇點時，會出現智能爆炸，人將會長生不老，而超級智能可以為人類做所有的規劃。但我認為必須挑戰這種技術觀，這背后是一種吊詭的政治神學，以神人作為歷史終結來反證奇點的合理性，這現在也變成了由Elon Musk與Peter Thiel所代表的硅谷意識形態；相反，我認為我們必須思考技術多樣性的問題，也就是重新探討未來的分支（bifurcation）。

　　澎湃新聞：您提出的宇宙技術的概念也是要探討技術多樣性的問題，是嗎？

　　許煜：技術可以說是一些關系的總體，這些關系可以是邏輯的、功能的、美學的等等。比如現在我在寫字，它牽涉到很多的技術物，而這些技術物都包含著不同的關系，里面有些是時間性的、物質性的、邏輯性的關系，它們是時間性的過程恒常或多變的關系。這也包括了我們跟世界或宇宙的關系，這些關系被具體化到了功能以及模式上。技術包括它當中的關系以及其動態一直都在進化，在具體化、復雜化。

　　我提出宇宙技術這個概念是希望能打開對技術的不同想像和發展，從而想象不同的未來，這個未來的多樣性只能來自技術的多樣性。技術的全球化將人類置于同一時間軸，也就是說世界歷史，它進一步發展成今天我們所說的人類紀，因為人類紀如一些學者所說的，源自于殖民化的開始或者更早，雖然我更認為是工業革命。在人類紀里，人類的時間是和地質時間相連了，我們在這里看到了多層的時間的重疊。

　　澎湃新聞：這個概念是學術共同體的共識，還是您自己的一個原創的概念？

　　許煜：是我自己提出來的，這個說法在歐美開始引起了一些討論，我也希望能夠在中國就這個問題討論，畢竟這本書《論中國的技術問題》是以中國為例子的。

　　有些技術歷史學家在研究技術的是時候很多都在做一些比較性的工作，譬如說造紙術在漢代比歐洲進步先進，有些歷史學家說，你不能只單獨比較一個技術，應該比較整個技術系統，就好像法國的Bertrand Gills。但我認為我們并不能做這樣的比較，我認為必須先肯定技術之間的質的差異性，這個差異性告訴我們需要對普世性問題進行辯證性思考。

　　澎湃新聞：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你認為需要一個新的概念來涵蓋不同文化下的這些技術？technique這個來源于希臘的詞匯是不準確的？

　　許煜：印度與中國、希臘的技術是不同的，因為他們有非常不同的宇宙觀，對社會關系有不同的理解。但如果將它們簡化為古希臘的technē或現代技術是說不通的。

　　李約瑟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甚么現代科學和技術沒有在中國發生，他的其中一個說法是中國的思想一開始就是有機的，并沒有經歷西方的機械主義，這個解讀我并非完全認同，但他的說法其實是間接地指出中國的科學和技術思想與西方，特別是現代的西方截然不同。他的貢獻是令人敬佩的，但他沒有針對技術概念提出問題，我希望能夠將這個問題提出來，并且解釋它的必要性，重新打開技術這個概念，我們不只是有一種技術，應該是有很多元的宇宙技術。

　　澎湃新聞：我個人感覺現在世界上的各種技術還是很同質化的，技術背后并沒有體現不同文化里不同的社會關系。

　　許煜：我們現在用的技術越來越趨于同一化，但我強調要有差異并不是說要排斥西方的技術和思想作為抵抗。或者退一步問，何為西方？當我們將文化實體化之后，最后得到的是過度簡單化了的象征。

　　我提出宇宙技術這個概念的目的是為了理解有沒有辦法幫助我們進一步思考未來的多樣化技術的變化，這是理論以及實踐的問題。

　　澎湃新聞：所以您覺得重新認識傳統的資源很重要？

　　許煜：是的，但我并不是傳統主義者。傳統對我來說并不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 而是一套可以系統化的知識。民族主義本身并不能幫助我們解決未來的問題，但是知識的重新系統化以及重新梳理，能夠有助于我們理解與技術緊密相關的美學、認識論、知識型等問題。

　　但這些知識在十九、二十世紀處于一個很尷尬的位置，它被視為保守以及前現化，它固然是非現代的，但并非毫無用處，而只是我們不知怎樣來讓它和西方的哲學和科學進行對話。當然回到傳統有一個危險的傾向就是它變成了反他者的保守論述，這是我們要堅決避免的，因為這最終只會淪為一種法西斯主義，這一點在睿智如海德格爾身上也發生了 （指海德格爾成為納粹黨一員）。

海德格爾

　　社交媒體大同小異的技術認識論

　　澎湃新聞：我們的技術的改變如何和我們中國的宇宙技術建立新的聯系？可以舉個例子嗎？

　　許煜：例如，我們先來思考社交網絡比如臉書（Facebook）它背后的“認識論”是什么？它怎樣讓你認識社會關系？它的架構就是先有一個個個體或社會原子，社會關系就是畫兩點中間穿一條線。社會心理學家莫雷洛（Jacob Moreno）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是這樣理解社會網絡。集體是一個不同社會原子的組合，由點和線組成。它在技術層面就定義了社會關系的形態。

　　你仔細思考，就知道我們的社會并不一定是以這樣的孤立的個體為單位的，這背后是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而我們很多時候是以家庭，團體等來進行社會性聯系的。

　　您是讀人類學的，你應該還記得在莫斯（Marcel Mauss）的《禮物》一書里，一開始就拒絕了這樣的說法，也就是說社會是由個體構成，而所有經濟都是從以物易物開始，這種個體之間的交易是“經濟的最初狀態”其實是個假象，相反，他認為群體才是基本的單位。每一個技術發展其實都有一些存有論以及認識論上的假設。但是這些假設也可以被問題化的。

　　我們能不能發展一個跟臉書不同的思路的社交媒體，以群組和合作來取代個人主義？這是我幾年前和斯蒂格勒等在巴黎進行的一項研究以及長期與荷蘭的網絡文化研究所的合作討論。

《The gift》

　　澎湃新聞：從您的角度看，微信背后的認識論是和臉書一樣的嗎？

　　許煜：我們知道我們的生活習慣以及社會關系被這些平臺給改變了，但是因為科技必然是進步的想法，阻礙了我們批判性地理解技術的發展。微信現在確實是在功能上比臉書強很多，譬如可以用來付費什么的，但我想提出的多樣性，并不只是功能上的多樣性，技術多樣性也是存在論以及認識論的多樣性。

　　另外新的知識型的產生是對于危機的回應，這些知識型在我的理論里圍繞的是道與器的關系。第一個危機是周朝衰退，孔子重申禮以及莊子對道器的初步分析，第二個是11世紀的時候，佛教傳進中國之后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問題，宋明理學，就是這樣出現的，要回應佛教，道器關系又回到核心，而氣與器的關系也建立了。第三個危機就是兩次鴉片戰爭，現代化的危機，其實每一個危機里面都在處理道跟器的問題，道為器用或器為道用。19世紀的浙東學派的章學誠指出六經皆史，也就是說它們只是那個時代的器而已，并不是永恒的道。所以也不只是器和道的關系，而且也是對兩者的重新定義。我們當前的危機，不只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性的。

　　這也將我們帶回到美育的問題了。如果從新的思路來思考技術的發展，是不是可以給技術一個新的方向？ 所以在這個時代我們怎么來處理美育這個問題？現在都是強調怎么用新的技術來創作。但是我想要處理的是一個更基本、更思辯的問題。通過美育，培養感知的能力，滲透進技術的想像，改造技術，可以給予技術一種新的方向。

　　澎湃新聞：這個聽上去有點像歷史上有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提法。

　　許煜：自強運動的時候我們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最后發現這個“體”已經被改變了。也就是說當時這樣的思考實際上是基于二元論。現在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認識論上的錯誤，中學是思想，西學只是工具，最后這思想給工具改造了。所以現在最重要是怎么重新思考體和用的關系，重置思想、藝術和技術的關系。

　　澎湃新聞：之后你通過重新探討蔡元培的美育概念，梳理了中國本土的一種美學思想，在我看來，你也認為這樣一種美學思想是和西方有微妙差別的。這一段我覺得講得非常精彩，就是這個概念我覺得是從來沒有聽到這樣的角度。

　　許煜：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提出通過美育可以從特殊走向普遍，走向超越。他強調了美育的社會轉化性力量。很多人講蔡元培的美育沒有留意和席勒的分別。其實這個分別是微妙的，蔡元培提出了美育可以從現象到本體或實體，本體和實體是當時用來翻譯康德的Noumenon這個概念的，我們或許可以說是用中國哲學選擇性地吸收了德國觀念論。

　　這個啟發來自牟宗三先生對康德和中國哲學的理解。我談這個差異是希望從這些差異中捕捉到一些火花，來思考轉變性的可能。當蔡元培談美育，他的看法是人可以通過美育從現象直達對本體的理解，這在康德的體系里面是不可能的，因為Noumenon雖然在發生作用，但認識它需要的是智的直覺，而人是沒有的。要確保科學的根基，只能將人的認知限制在和現象的關聯，這也是為什么批判哲學就是關于限制或者有限性的思考。

　　澎湃新聞：中國哲學談“智的直覺”都是指的美育嗎？還是只有蔡元培這么說了？

　　許煜：不是，起碼在牟宗三先生那里不盡然如此。蔡元培沒有明確講，但我們可以如此推理美育以及綜合直覺的關系。讓蔡元培和席勒對話，我的意思是強調中國和歐洲文化中美的功能性和模式的差異。就是西方和中國對于美育的不同理解是否容許我們更思辯地處理美育問題？

　　如果我們比較中國和西方的繪畫，文藝復興時發展出射影幾何，但是在中國的繪畫里是以遠和近而不是以幾何來描述的。

　　以繪畫為例，受懷特海和利奧塔“感知性”概念的啟發，我們看到，東方繪畫，特別是山水畫和禪宗佛教繪畫是本體的通道，意味著想像力可以躍入無限，正是通過畫面的有限性，到達精神的無限性。如果我們看一幅中國的山水畫，它并不反映景觀的視角，它不遵循任何射影幾何，而是試圖產生一條超越形象的通道。在東方思維中，這種模式并不是一種矛盾，而是一種想像力參與宇宙和諧的飛躍。

　　為什么中國人會發現一種有層次但是非幾何性的山水？這背后就是不同的感知模式。這種宇宙觀如何能夠進一步發展來回應當代的問題呢？中國美術學院去年十二月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有一個關于山水的展覧，高士明老師借用了宇宙技術這個概念，主題定為“Shanshui: A cosmotechnics”。我認為里面不只是繪畫方法的差異，而且是個美育的問題。

　　后記：在訪談的最后，許煜談到，他在歐洲十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經驗促使他去思考一種“后歐洲哲學”，一種綜合的同時又是扎根于中國本土的哲學思考。當我們開始認為中國現在的技術發展有多了不起的時候，我們是否能發展出一種新的智能城市，是和西方有不同美學，不同的認識論的智能城市呢？作為技術哲學家的他必須想這些問題。

　　許煜總結說，并不是數據收集得越多越全面就代表了必然的優勢，關鍵是去開發出不同的技術，并重新理解和鏈接過往的知識，讓歷史在今天成為一種轉化性的力量。